去年，根據大陸官方資料，臺灣去大陸旅遊的人數高達489萬以上（臺灣的官方數字不包含經香港等外地去大陸的，所以只有323萬多人），比過去幾年都多。絕大多數都是往返多次的遊客，首次去大陸的不到31萬人。人數之多，予人的印象是，臺灣人對大陸的瞭解應當相當深刻（我們不考慮被綠營媒體刻意抹黑的那部分）。尤其是許多人曾經在八十或者九十年代去過大陸的，他們目睹了大陸的驚人變化，從一窮二白華麗轉身，高樓大夏林立，公路， 地鐵，高鐵，四通八達。各式各樣的美食店，遍地開花。可是，在他們大多數人的心理，非常自然地會對比臺灣和大陸，他們或許會對自己說，“我們有民主選舉，他們沒有”，“我們有言論自由，他們沒有”，“我們有…

這就是筆者說的“雲霧”：拿著某種尺規，或者成見，去觀察一個現象。就好比在選美比賽中，一名裁判先入為主地拿高鼻子藍眼睛作為標準，如此，具有再多其他美麗條件的女子也難免受到排斥。能不能擺脫先入為主的成見，去直接感受一位女子自身的美呢？能不能放棄主見，從中國本身的變化去瞭解她呢？為什麼不能設身處地地想呢？例如，如果大陸在上世紀某個年代實行了民主，西藏，新疆，甚至香港，今天還是中國的領土嗎？

或許你會說，如果西藏人要獨立，他們應該有決定自己命運的權利，他們就可以獨立！那麼，你就又用西方個人主義的思維方式來作判斷了。從中國傳統的集體主義出發，這種論點就是“雲霧“。撥開這層雲霧，你就會體諒，為什麼左宗棠誓死要保衛新疆，為什麼錢學森放棄在美國可以享受到的一切優厚待遇，回去為貧窮落後並且專制的中國服務。或者，為什麼一位出身于”黑五類“家庭的任正非，創立了華為這樣的企業，自己只拿不到百分之一的股權，拒絕上市，卻撐起了中國的科技命脈。這僅僅是從千千萬萬個例子中挑出來的幾個特別具有代表性的人物，說明，他們作這樣的選擇，是因為他們肯定了集體重於個人這一個中華文明的根本信念。然後，或許你或許能夠瞭解，為什麼今天的中國一步一腳印，走出了自己的道路。

“中國是一個假裝成國家的文明”。這句話最初是麻省理工學院的已故政治學家白魯恂（Lucien Pye）說的，而現在，中國是一個文明，這個論點已經被許多中西學者接受。中國不是“假裝”為國家，而是受西方的影響之後被披上了國家的外衣。過去，中國這個唯一連續存在幾千年的文明，就像一支長途列車，每過一段時間就會換一個朝代，就好像換來新的駕駛隊伍，傳承下去，一面添加燃料，一面進行修補和增添列車的內容，但是，這個文明的要素：文字，信仰，生產方式，政治制度，社會結構，人種，地理環境等等，在不斷演變中依舊保存了下來。到了上世紀，這個文明能否以現代國家的形式繼續存在，是一個大問號，也是她最嚴峻的挑戰。她幾乎要接受“全盤西化”，先是蘇聯式的社會主義，後來，在1989 年時，在黨內和廣大的青年群眾中，都存在想要走民主道路的強烈意願。但是，最終的結果是，在鄧小平的堅持之下，她走上了自己的道路。

面對中國的演變，西方逐漸取得的共識是，中國是一個“威權主義國家”，實行的是“國家資本主義”。這兩個名詞都充滿貶義。這也無可厚非，西方只能從肯定自己的優越地位出發，為非我族類的政權下定義，其定義必然是負面的。中國需要的是有尊嚴地自我定位。不過，中國自己也有點拿不定主意。她顯然不再向那個不切實際的共產社會邁進了，因而選擇了新方向：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。但是，這個轉變有點尷尬。所以，她自我定義為“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國家”，反正仍然是社會主義，而“中國特色”可以是這，也可以是那，不管中國怎麼做，必然具有中國特色。

那麼，到底要怎麼看中國呢？首先，借用鄧小平的貓論：不管是民主還是威權，是國家資本主義還是新自由主義，能把國家治理好的就是好制度。中國沒有普選，比較像大企業。大企業是由董事會挑選執行長，由股東大會投票認可。中國是由共產黨的中央委員會選出總書記，然後由人民代表大會投票認可，成為總統。兩者的選擇標準都是治理能力。所以，核心問題是，過去四十年，中國治理的怎麼樣？

孫中山先生曾經提出12字真言：“人盡其才，物盡其用，貨暢其流”，以此作為執政者的目標。這12字真言遠比“民有，民治，民享”更符合中國的需要，只有先達到前者才可能實現後者。這恰恰是中國一党治國，長期規劃與持續執行的巨大優勢，不浪費資源搞普選和政策搖擺不定。如今她正在向第十五個五年計劃邁進，如果你現在到大陸去，你應該會發現，她落實了孫中山先生的12字真言。她甚至還增加了一項新事物，那就是資訊的全面覆蓋。